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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衡(公元78-139) 字平子,今河南南阳人,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科技发明家,文学家。117年制造出世界最早的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现藏于南京紫金山天文馆),之后造出第一台测量地震的地动仪(早于欧洲1700年)以及气象仪器候风仪(类似于西方的风信鸡,但早1000多年),此外,指南车、会飞的木雕、活动日历等很多当时领先于世界的发明都出自张衡之手。科技著作有专门解释浑天仪运行原理的《浑天仪图注》。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解释月食成因的人,著有天文著作《灵宪》,这些伟大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卓越地位,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在数学上,张衡著有《算罔论》(已失传),他计算的圆周率是3.1622,虽不够准确,但在18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确的计算的确十分令人惊叹。地理学上,他绘制的地图十分先进,流行了几百年。同时,张衡还是个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二京赋》是京都大赋的极致,堪与辞赋大家的作品比肩,《四愁诗》、《归田赋》等也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绘画方面他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成就非凡。张衡以其耀眼的科技发明和多面的全才令人景仰,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现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语:“如此全面发展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中亦所罕见。”
（二）蔡邕（公元133-192）字伯喈，今河南杞县人。蔡邕广博典籍，是东汉时期广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曾拜中郎将，故世称“蔡中郎”。《后汉书》关于他的记载：“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蔡邕是一个艺术全才，书法成就卓然，自成一家，字体工整秀丽，创造的“飞白书”独具一格，影响深远。他的碑文纂刻“骨气通达，爽爽为神”，作品有《六经碑石》等。作为杰出的音乐家，他通晓音律，对琴很有研究，焦尾琴就是他的发明。蔡邕的文学成就也十分突出，作品很多，艺术水平也居于魏晋大家的行列，比较著名的有《述行赋》，《翠鸟诗》等。蔡邕同时是东汉享有盛名的画家，他的绘画作品有《讲学图》，《小列女图》等，可惜大都散佚不传。作为魏晋时代少有的博学之才，蔡中郎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人物，受到很多学士的追随，他的女儿蔡文姬同样也是多样皆通，这与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蔡中郎的光芒同时也会引来其他文人、同行的嫉妒，最终这位文化巨人被司徒王允陷害至死，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十分可惜。
（三）王维(公元701-761)字摩诘,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画家,书法家,音律专家。他九岁能诗文,21岁中进士,多才多艺,名动京师。诗歌上开唐代山水田园一派,成就很高,作品意境清旷苍秀,静谧幽美,充满禅趣，诗风清丽自然,流传甚广,至今仍有很多名句争相传诵,被认为是盛唐时期成就仅次于李,杜的诗歌大家,号称“诗佛”。王维另一个可与诗歌并行的成就便是他的绘画成就,他首创泼墨山水画,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基础,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历代在山水画上占主流的人物都受了王维的影响,他的文人画理论也为后代继承并发扬,被尊为文人画的前辈和“南宗画派”之祖。他把诗与画两种艺术的意境巧妙的相互融会,做到了诗有画境,画有诗意的艺术特色,为历代文人所激赏。苏轼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法上王维主要工于草书和隶书,自成一体。他还娴于丝竹音律,懂得作乐。此外在文学上他的散文和政论也很出色。后期罢官归隐山林,读禅讼佛,他的字就是取自于佛教的维摩诘居士(博学之士),而他也作到了真正的博学,隐士的情怀与淡薄的人格也是后世文人所标榜与效仿的一种精神境界。
（四）李煜（公元937—978）字重光，今江苏徐州人，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主，著名词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被后人传诵千古的名句就是出自这位懵懂皇帝之手，作为文学家，他是一流的，作为帝王，他却是末流的，因为南唐这个小国就是在他的手中埋葬的。“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便是对这位才子的真实评价。李煜的诗词现存约四十首，数量不多，但每首都是精品，每一句都透露着他的纯真的性情与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他国破家亡后的作品，譬如《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等等，都历来为人赞叹不已，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婉约词成就足以雄视百代，对后世也影响颇深，博得了“千古词帝”的雅号。李煜才华横溢，书法、绘画、音乐、歌舞无所不通，他的书法“遒劲如寒松霜竹”，他的风景画“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能够创作乐曲和歌舞，可惜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样样精通的他却惟独不会搞政治，做皇帝，他的这些才华都用在了与宫中的嫔妃们娱乐消遣上了，完全不理会宫外的世界，也不关心国家的安危，待到赵匡胤的大军席卷而来时，这位才子的生命也终结了，他在狱中被赐鸩酒毒死。如果历史让李煜不做君主，做文人，那么他的文学成就将更为绚烂夺目，他的艺术全才也能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他尽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艺术大家，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慨叹这位全才帝王的哀婉命运了。
（五）沈括(公元1031-1095)字存中,今杭州钱塘人,北宋博学多才的科学巨人。在担任司天监职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天文观测,发现了肉眼看到的太阳比实际高度要大这一空前创见,改进了浑天仪,景表等仪器在历法上的成就尤为伟大,创制了《十二气历》,是我国历法上的一项独特创造,对农业和手工业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西方直到800年后在英国才出现类似的《萧伯纳历》。数学上发明了“隙积法”和“会圆术”,均是数学史上的重要计算方法,还第一个提出了求弓形弧长的公式。物理学上他的地磁偏角理论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才发现的早400多年,还通过实验对小空成像,凹面镜成像做了系统的描述。地理学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流水侵蚀理论的人,第一个发现石油并命名的人,沈括绘制的《使契丹图抄》详细地展现了我国北部边疆的地理风貌。在历史方面他记录了历代科技发明及其发明者,是唯一记录了毕升与活字印刷全过程的人,贡献巨大。文学上著有《沈存中诗话》,可惜已失传。沈括还在医学、生物学、考古、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涉猎,比如他纠正了历代医书药典里的一些错误,还对音乐与美术进行了专门论述,他的所有成就都记在了《梦溪笔谈》一书中,可谓宏富巨制。另外,沈括还出使过契丹,防止了契丹攻宋,指挥了多次胜利的战役,立下很多功劳,可见他不是一个只专于文化的文人,还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冠以博学之名,实不为过。
（六）苏轼(公元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人。一代文学之宗,宋代文学领域的泰斗,书法家,画家,文学理论家。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一生都在朝野政治中颠沛流离。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诗、词、散文都代表北宋最高成就。散文上自成一家,创作风格为后世效仿,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诗歌创作颇丰,风格多样,是宋四家之首特别是作为一代词宗,他的词作气势宏伟,俊美飘逸,开创了宋词第一大派—豪放派,对词体与词境的开拓更是影响深远,并留下了许多佳句流传后世。他提出了很多文学理论观点,对诗、词、文等各种文体的创作都有自己的创见与论述供后人学习应用。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与米芾、蔡襄、黄庭坚齐名,擅长行书和楷书,也自成一家,驰名天下。陆游、李纲、张之洞均学习他的书法,可见影响之深远。绘画造诣也极高,擅长画墨竹,提出“士人画”概念,重视神似,远承王维,为后代文人画奠定了基础。他还在金石、农田水利、教育、数学、医药、烹饪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树。总之,苏轼在许多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世人难以企及的地位,他典型文人士大夫的品格气质与多才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后人辑有《东坡文集》。
（七）赵佶（公元1082—1135）号宣和主人，即宋徽宗，北宋画家，书法家，诗人。他的经历让人想到了李煜，两人都不是当皇帝的料子，而是艺术家的苗子，都是艺术全才，同样也都是是亡国之君。北方蛮族金人的金戈铁马踏平了北宋的天地，俘虏了赵佶和他的儿子，他最终被囚禁致死。宋徽宗作为皇帝是不成功的，但作为艺术家确是大有成就，他不同于历史上的那些附庸风雅的皇帝，而是真正具备艺术家的品格水准，非其他能比。徽宗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研究他挚爱的诗词，书画，音律上面了，很少过问国事，任凭朝中奸臣颠倒朝纲，国力渐衰，这也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赵佶的绘画成就影响很大，擅长水墨画，花鸟、人物、山石：“工谨细丽、具入妙品”，代表作品有《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柳鸦图》、《池塘秋晚图》等等。书法成就也十分突出，擅长楷书和草书，独创的“瘦金体”遒劲有力，意度天成，颇受书法家重视。文学上他有很多诗词作品传世，著有《稼芳诗卷》，擅长写婉约词，此外他题在画上的书跋也是文学精品。徽宗信奉道教，他写的《御注道德经》、《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是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赵佶的博学多才与他做皇帝时的昏庸无能形成的极大的对比，元人读罢《徽宗记》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可谓十分精到的评述。
（八）朱熹(公元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福建人。继孔子后的又一儒学大师,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理学家，世人都称之为“朱子”。他做过官,在职期间授命振兴白鹿洞书院,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中外教育学影响深远。广注典籍,在自然科学、经学、佛学、逻辑学、训诂、文学、史学、乐律等领域都作了论述与注解,可见其学问涉猎之广。讲学期间编著了多种教材,如《四书集注》,《楚词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等被元、明、清三代列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作为一代哲学家,他是宋代第一大哲学派别“程朱理学”的代表,集前代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了北宋“二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体系。朱熹是儒学大师,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灭亡。作为文学家,《朱子语类》中的文学批评理论颇有独到之处,他的词作语言纯正,风格俊朗,成就很大,诗文创作也十分有水平,《观书有感》一诗颇受后人赞赏。朱熹以他著作的广博宏富,学识的渊博广泛而被人尊崇,后人辑有《朱子大全》。
（九）唐寅(公元1470-1523)字伯虎,号桃花庵主,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文学家。世人都称唐寅是明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而他也的的确确是个名副其实的才子,自幼聪颖好学,少而学有所成,16岁中秀才,耻于为官,四处游历,个性放荡不羁,潇洒飘逸,足见风流。唐寅的最大成就在绘画上,与仇英,、沈周、文征明并列为明四大家。他的山水画体现了一种遁世的思想,美人侍女画的艺术水平最高,影响深远,笔法秀润整密,潇洒飘逸,如《洞箫侍女图》,《秋风纨扇图》等都是传世名作。他的花鸟画、水墨画也挥洒自如,成就非凡,关于唐伯虎长寿殿画猫吓跑老鼠的典故也传为美谈,可见其画技之高。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诗词创作引人注目,作品多引用口语,真切平易,以《桃花诗》最为著名,他还作过多篇曲和赋,文学上和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齐名,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他书法上的名气为画名所掩,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书法大家,笔画俊逸挺秀,婉转流畅,作品有《自书诗》,《落花诗卷》等传世。唐寅音乐的天赋也十分突出,会作曲子,给自己的诗词配乐,而较多的采用民歌形式。唐寅是个众所皆知博学之人,晚年一直居住在桃花坞,一生中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
（十）徐渭（公元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公安派的袁宏道盛赞其诗、文、字、画、人无有不奇。作为一个奇人，徐渭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他个性叛逆狂躁，名躁当时，由于不满现实而一度精神失常，曾九次自杀未果，手段残忍蹊跷，后因杀害后妻而被捕，释放后安心于艺术创作。徐渭首先是以画家名垂史册的，独创的泼墨写意花鸟画，独具意境，自成一家，无论从艺术个性上还是艺术水准上说都是空前的，对画坛的影响更是深远，齐白石就对他推崇备至，泼墨也成为绘画的一种著名技法。作品如《榴实图》、《莲花图轴》、《墨葡萄图》、《三友图》等等都驰名中外。他的书法之奇在于“书中有画，画中含书”，与唐代的王维的诗画相融十分贴近，书体功底深厚，洋洋洒洒，豪迈恣肆，和他的个性十分相似，也正如他的泼墨画一般。文学之奇的徐渭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杂剧作家，他的讽世杂剧《四声猿》是明代戏剧的代表作品，此外他还有戏剧《歌代啸》和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宋元南戏与明初戏文的理论专著《南词叙录》。他的诗和文章也是成就卓然，是明代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许多前辈一样，徐渭也精通音律，能为自己的戏剧配曲，结合十分融洽。后代追随徐渭的艺术大师有“八大山人”朱耷，“青藤门下走狗”的郑板桥以及“为青藤磨墨理纸”的齐白石，足见这位历史上出名的博学狂人的影响与地位。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
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台孝经》、《开成台经》等名碑，原来竖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今西安市南门外)的国子监内，唐末韩建(大尉许国韩公)缩小长安城后，这些碑连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时期，陆续将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书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又将全部碑石搬到学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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