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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公”的称呼来历，看男人地位的变迁
1 良人
古时叫丈夫“良人”，好听吧！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丈夫们光辉高大的形象，估计那时的男人们是说有贪污腐败，泡小蜜的吧。 古诗里就有“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
“良人”一词显示不出男女性别，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良人”；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亦为“良人”；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男女地位大抵还是比较平等的，但这种不加区别也给夫妻间称呼带来很多不便。
2 郎
所以再后来就根据“说文解字”，在“良”字音义上加以区别；在“良”右边加“阝”，变成“郎”；在“良”左边加“女”，衍成“娘”。“郎”就代表丈夫了李白 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义山诗有“刘郎已恨蓬山远，又隔蓬山一万丛”，花间词中有“问郎花好侬颜好” 。“郎”多亲切的称呼阿！
3 郎君
但单音节词似乎太甜腻了，大约除了个别那时的“小甜甜”，如郑袖，钩弋之流，众多良家妇女们在人前还是羞于叫出口（哎，偶们的mm和那些生猛的夷女就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于是就在前头或尾后加一个字变双音词，即“郎”字后面加一个“君”字；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字，成了表示亲昵的“郎君”，“娘子”。（注：起先，“娘子”一词仅用青春妙龄的少女。大约到了唐代就成了妻子的称呼。）妻子称丈夫为“郎君”，是对丈夫的雅称（让人想起金庸笔下的“金色郎君”，呵呵。。。）丈夫称妻子为“娘子”，是对妻子的爱称。
4 官人
官人，宋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时代。在夫妻间的称呼上，也是称谓较多的朝代。宫延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中，有了“官人”这一称谓。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至今，民间仍对新婚夫妻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 西门大官人。从这个称呼也可看出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男人的家庭地位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啊。官当人是管人嘛，那家里的官人当然就是管家里的老婆了哦。
5 老爷
老爷， 仅限于官宦人家对老公的称呼。其在家中的尊贵地位不言而喻。
6外人，外子
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 “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叫称做外子”，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的除“娘子”外，还称“内人”。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家内”；这都是那时的小资和伪小资们最喜欢喜欢的叫法了。潘金莲mm称西门庆gg一定是甜甜的一声“偶官人”：但李易安mm称照明城gg（不好意思，应是赵明诚gg）则一定是“外子”。
7 相公
看过京剧，越剧，黄梅戏的话，你一定会对里面不时就有的，拉长了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印象深刻。也可见这个称呼古时之流行。这比 “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若不是怕犯皇上大人的讳，众老婆们最后怕是要叫“皇公”了的哦！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极盛。 然而泰极否来，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男人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中也可明显看出。
8，先生
“先生”, 近代以来，也称“丈夫”为先生 .有本意，有引申意，也有通假意。有特指，也有泛指。就其本意而言，古代“父兄”、“道士”这两重意思已不多用。而其最基本的含义似乎还是“老师”。《辞海》“先生”目下载：“《礼记R26;曲礼上》：‘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也引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有时，也泛用为对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一称谓，除指某些特定身份，如丈夫等对象之外，是隐含着职业、年龄方面的因素的。换言之，所谓先生，主要指有一定学识而又年庚较高的人。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从中尤可见男性的尊严。至今在海外华人中和港台地区还在广泛使用。
9 爱人
“爱人“ 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新文学作品之中。上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诗剧《湘累》中，就有“九嶷山的白云哟，有聚有消；洞庭湖的流水哟，有汐有潮。
我的爱人哟，你什么时候回来哟。“在小说中、情书中，更是多见。但那时没有被广泛地用于对妻子或丈夫的称呼。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解放区一些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一称谓。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不再使用如“屋里的”、“做饭的”等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而解放前在国统区使用的 “先生”、“太太”、“**”，又显出“资产阶级”的色彩。于是“爱人”便被广泛地使用起来。
但是，海外华人拒绝使用“爱人”称谓。一位朋友说，他去英国留学，每当他说起自己的妻子时，使用国内的称呼“我爱人”，使得人家以为他在谈论“情人”. 因其直译lover就是“情人”的意思。 而且在日语中 汉字“爱人”也是指“情人“. 爱人，爱人，爱时披在肩、不爱丢一边。呵呵。。。。。。所以现在也用得少了，年轻人已很少再用这个词了。
10男人
男人， 这是最有归属感的叫法。通常必须加上定语，谓之“我男人”。
可惜仅见于通常极具团队精神的乡下女人口中。
11 我们家那口子
带有一种隐秘的亲热味道！但其中已无尊敬的意思。
12 孩子他爸
最隐蔽，委婉的叫法。但在目前这么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这个称呼太缺乏准确性了，极不严谨。要知道她孩子的爸极可能并不是她老公的哦。 建议坚决弃用！
13 老板（or 领导）
现在全国到处都叫老板，连由的研究生叫自己的导师都曰“老板”，就是这么烂的称呼，丈夫们享用的机会都不多，更多的时候倒是称自己的老婆做老板和领导的。
14 老公―――却原来就是太监。
老公， 最后来说说这个目前最流行的叫法。
老公这词最初却就是太监。这宦官吧 ， 古代官名称为寺人、黄门、貂珰。尊称内官、内臣、中官、中贵；卑称内竖、阉宦、太监、阉人。民间则俗称老公，李自成进北京后，即有“打老公”一说（《枣林杂俎》）。如是看来，老公最早的身份，原是太监。
不知女人呼叫老公时，是否骨子里潜意识就想过，这眼前的男人，就真还有些太监的味道？
所以，以后请各位”老婆们“改改口才好。否则，似乎在说偶们华夏男性，正呈现被阉割的趋势。
毛主席写有关孙悟空的诗
遗属释义：死者的眷属。
1、职工或离退休人员死亡后，其生前直系亲属无生活来源，系依靠死者供养，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列为供养直系亲属：
(1)祖父、父、夫年满60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2)祖母、母、妻年满55岁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祖父、祖母作为供养对象，还必须是无子女或子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收入来源者。
(3)子女(包括养子女，前妻或前夫所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孙子女、弟妹(包括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弟妹)年未满16岁或虽满16岁仍在上中学或职业中学的；孙子女、弟妹作为供养对象，还必须是无父母或父母均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收人来源者。
2、职工及离退休人员自幼依靠他人抚养长大，现抚养人符合第一条(1)、(2)款条件的，可视为供养直系亲属。
3、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死亡时其遗属当时符合供养条件的，可列为供养直系亲属，凡职工及离退休人员死亡时，其遗属当时不符合供养条件，以后才符合供养条件的，不再列为供养直系亲属范围享受定期生活困难补助。遗腹子可列为供养直系亲属范围，不受本条限制。
毛泽东与郭沫若多有诗词唱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的诗作。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观看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并以他与毛泽东特殊的文字交情，将此诗呈献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也观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见到郭氏的七律后，他也诗兴大发，于1961年11月17日挥毫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钓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这首和诗，据郭氏说：“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的。”[1]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郭沫若当天即用毛诗的原韵，又和了一首十律:
赖有睛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氏此诗，也经康生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郭沫若又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中说：
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也其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总之，在对待戏里的唐僧问题上，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认为唐僧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在读了毛泽东的和诗之后，他才深受教育，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看法，懂得“僧是愚氓犹可训”。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于此和诗下都是按照郭氏此说来解释的，以突出郭沫若的偏激而勇于改过，毛泽东的英明而善于诱导。
但是，认真地分析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原诗，人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引郭沫若对自己诗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毛泽东的和诗实质是误解了郭沫若的诗句，而
郭氏对自己诗作加以曲解实在是有其苦心。以下就此试为论证。
毛泽东对郭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当”，人们都理解为应当，认为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所以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下句“一拔何亏大圣毛”，人们都解“何亏”为“何损”，认为是说拔一根毫毛对孙大圣来说也没有甚麽损失。这样理解，就每一句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但将这一联的两句按此义联系起来看，就很费解。上句说唐僧应当千刀万剐，下句就应该赞扬孙大圣，为什么却说“一拔何亏大圣毛”？倘若“一拔何亏大圣毛”是说孙大圣打败了妖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只不过是拔一毛之劳，则这与上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意思实在距离太远，与剧情也不类。所以，以上对这两句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另求别解。
笔者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的 “当”应解为“正要”、“将”，用以表示时间。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云：“当，犹‘将’也。”《仪礼·特牲馈食礼》：“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郑《注》曰：“当事，将有事而未至。”《孟子·离娄》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韩非子·外储说右》：“大公望曰：‘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吉，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史记·魏公子传》曰：“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又《留侯世家》曰：“横绝四海，当可奈何？”以上“当”字均与“将”同义。
“当”不但可以一般性地表示未来时间，还可表示现在即将发生之事的时间，如《太平广记》卷三二一《司马义》云：
义以大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教。”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
同书卷一二九《王范妻》又云：
晋富阳县今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
这里的 “当”皆作“正要”解。“当去”犹言“正要离家”，“当出”亦同。郭诗中的“当”亦应取此义。
“一拔何亏大圣毛”的“何亏”，人们皆解作“何损”，这也是错误的。 “何”可表感叹，可解为“多麽”。《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白头吟》“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离蓰！”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里的“何”皆当解为“多麽”。韩愈《孟生诗》：“顾我多慷慨。”即顾我何慷慨。杜甫《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多”一本作“何”，“何”、“多”义近，故可代用。“亏”，侥幸之辞，表示藉以免除困难。《西游记》第十四回：”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李渔《奈何天·敕诓》：
“亏得你度量宽宏能受；我设身处地，委实难留。”“何亏” 即“多亏” 、“幸亏”，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种有利因素，避免了不幸或得到了好处。
由此，我们可知，郭诗所谓“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就是说唐僧正要遭受妖怪们千刀剐肉之厄时，多亏孙大圣不计前嫌，施展神威拯救了他。只要我们将这一解释放到诗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便可验证其是否正确。
诗的第一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对友刁”是说唐僧的糊涂态度。第二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税唐僧的糊涂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大圣，致使白骨精三次脱逃。唐僧伤害了朋友放跑了敌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联告诉我们，尽管他“对敌慈悲”、 “精逃白骨累三遭”，但妖精并没有放过他，反而使他面临千刀剐肉之厄；而孙大圣并没有因为唐僧“对友刁”，及“咒念金箍闻万遍”而弃其危而不顾，反而在唐僧将被“千刀”剐肉之时，大展神威拯救了他。道一联上句写出了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封友刁”的恶果，下句突出了孙大圣救唐僧于灭顶之时的深明大义，并进一步反衬出唐憎的糊涂。第四联两句直接对上三联的叙述进行评论，所谓“教育”是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也是对唐僧本人而言。如果第三联上句真的是认为唐僧“值得千刀寓剐”，那么这里还谈什么对“愚曹”“教育及时”呢？所以，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的解释更符合诗的原意，传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毛泽东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但毛泽东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毛泽东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毛泽东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
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毛泽东作检讨。毛泽东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毛泽东一贯引以为豪的。
说毛泽东误解了郭沫苦诗的本意，最大的反证是郭沫若在其《“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诗》一文中的现身说法。郭沫若明明说“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这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权威，为了突出领袖的英明，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势上，说一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能的。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许多同志，就是连刘少奇、周恩来在内，也都认过许多违心的错。而在”四人帮」被打倒后，临死还留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郭沫若，其对毛泽东的驯服，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因此，他不辩释毛泽东误解他的诗作而自认有错，这其实是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一种必然态度。经过“文革”之厄的人，对此都是深有体会的。
假如郭沫若当时有日记留下；假如郭沫若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真话；又假如这种日记日后会公诸于世，那么，笔者的这一分析也许会有可能得到验证。但是，就
是没有这些，我们从郭沫若的原诗里也还是能看出隐情来的。
如果笔者的分析是可倍的话，毛泽东和郭沫若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唱和诗作就确实在诗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弄清了这一段诗中的隐情，我们便更能体会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特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毛泽东、郭沫若这两个著名人物的认识也就更深。
注：最先提出对“千刀当剐唐僧肉”应作别解的是吾友李申博士，本文系受他的启示而作。特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
[1] 见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 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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