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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的制作工艺

1．陶俑的制作工艺

秦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武士俑，在清理和修复过程中，经过考古学家的反复观察、对比、研究，总结出了陶俑的制作方法的共同规律。概括来讲，陶俑的制作是塑模结合，以塑为主。即首先用泥塑成俑的粗胎，经二次复泥加以修饰和刻划细部。俑头、手借助于模制成粗胎，再进行细部的刻画。躯干部分则采用手塑。在头、手、躯干分别制作完成后，再组装套合为完整陶俑。

俑头的制作，首先采用合模法或单模制作与手塑结合制成俑头的粗胎。在出土秦俑中，使用单模和手塑结合制作的陶俑数量较少，大多数俑头是使用合模法制作完成的。合模法一般是将俑头分为大致相等的前后两半，分别用单片模制作，然后将两片单模相合粘接成完整的俑头大型，再进行面部五官部位的细部刻画处理。陶俑的双耳大多采用单模单独制作成型后，贴接于头的两侧。俑的发髻，有的采用在后脑堆泥雕刻成型；另一种系单独模制后贴于头顶。发辫有的是在头上相应的部位刻削成凹槽，将预制的发辫嵌镶在凹槽内。发辫为浅浮雕。

俑头的细部雕饰，重点是面部的五官、胡须及发纹，面部的五官是在模制的基础上通过对细节的雕刻、修饰，刻画出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如陶俑的眉骨、眉毛有的雕成山岳形，有的雕成弯月形、柳叶形，在眉骨上用阴线刻画出细细的眉毛。陶俑眼部和口部刻画也于细微处颇具匠心。怒目者眼球雕塑得暴出；举目仰视者，上眼皮与眉骨交接处凹陷；性情恬静者，口缝与嘴刻画成直线；表情严肃者，口角折纹下垂。

每个陶俑的表情不同，其面部的肌肉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神态孔武者，眉间的肌肉雕得隆起，年老者，在额头刻画出皱纹；年轻者，用刮抹的技法使面部肌肉圆润丰满。面部的三庭、五岳的肌肉的厚薄，骨胳高低起伏的变化，经过细致刻画都表现得十分合理。

陶俑的胡须有的是刻画出来的，有的是贴接上去的，如双角自然下垂的八字胡，大部分是采用减地法刻成的，上面再用阴线刻出细细的胡丝；平八字形的两片板状小胡，一般是贴接泥片再刻胡丝；圈腮大胡，是用堆泥或贴接泥片再经刮削、雕刻而成。

陶俑的发型变化多样，其雕刻方法也各不相同。篦纹型发式，是在头的初胎上覆层薄泥，再用蓖状工具刮划出发纹；弦纹发式，是在俑头的初胎上覆厚泥，再用棒状工具由下而上一圈圈刮划而成螺旋纹状，额角的鬓发，多数是用蓖状的工具刻划出发纹。为了表现出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有的在额角堆泥，雕成凸起的绳索状鬓发，藉以显示人物性格的粗旷。经过细部的雕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征。

陶俑躯干的塑造，先用泥作成粗胎，在粗胎大型上再进行细部特征的刻画，如衣纹、铠甲、腰带、带钩等等，陶俑躯干的粗胎是由下而上逐段叠塑制作而成。首先制作陶俑站立的脚踏板，脚踏板都是用方形的模具制作，制作方法和今天农村脱泥坯的方法相同。脚踏板制成后，塑造陶俑的双脚，并在其上接塑双腿及短裤，由于腿部的装束不同，俑腿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实心俑腿一般是将泥片折叠反复锤打成圆柱形的泥棒，再接塑在脚跟上，为了显现俑腿筋骨，肌肉的变化关系，要再进行细部的刮削修整≌心腿的作法是用卷泥片法或泥条盘筑法制成。陶俑下身短裤的制作，是在实心腿和空心腿的上段外侧拍印一周粗绳纹，把预制的泥片包裹在上面塑成短裤的裤管。

接着，是塑造陶俑的躯干。陶俑的躯干都是空腔，是用泥条盘筑法塑成。首先是以泥块将俑的双腿连为一个整体。在上部沿周边堆泥作成高约10厘米、厚4～8厘米的椭圆形式长方形的底盘。待俑躯干的基盘阴干后，在底盘上用泥条盘筑法开始塑造躯干。陶俑躯干部位高1．1～1．2米，不可能用泥条一次盘筑塑成，一般是以腰为界分成上下两段制作，即先将下段的体腔，一次盘筑成型后，待稍微阴干后再作上段。为了使盘筑的泥条接茬密实，在内侧以麻布等编织物衬底，并用木锤等锤打。

待陶俑躯干的大型塑好阴干后，开始粘接俑的双臂。陶俑的双臂为空心，直形臂一般用泥条盘筑法制作成型，曲形臂是以肘处分为两节分别制作粘合而成。俑的双臂粘接于躯干胸腔两侧后，为了增强接茬处的附着力，在粘接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固，并在下端以丁字形木架支撑。

陶俑的手都是单独制成的，伸掌形俑手的制作有以两片模制粘合而成，握掌形手是用捏塑结合制作，并刻画出指甲、关节、手纹及筋骨和皮肉、使俑手“皮肉明备，骨节暗全”。俑手制成后插接于陶俑双臂袖管内。

经过这些工序，陶俑躯干的大型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对陶俑作进一步的细致雕饰。衣纹的雕饰，是在躯干的粗胎上以细泥涂覆，覆泥后经过打磨抹光、刻画、塑造衣襟、衣角、领口，以及衣服的各种裙纹。衣角、衣领采用浮雕加阴线刻的技法。衣襟、袖口的纹饰则作成浅浮雕的效果。俑腰间束的革带多用减地法刻出外形，再在上面刻划或模印三角形、菱形等花纹。带钩则采用贴泥作成浅浮雕或高浮雕的效果。铠甲有的是在俑的粗胎上直接雕刻，有的是在粗胎上覆细泥，雕成浅浮雕效果。甲钉、联甲带等通常以单模制成后粘于甲片之上。

2．陶马的制作工艺

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形体高大，栩栩如生。经过考古学家多年来的反复观察、对比、分析，了解了秦人制作陶马的工艺过程。秦人在制作陶马时，一般是先将马的头、颈、躯干、四肢及尾等分别制作，然后拼装粘合成为粗胎，经过二次覆泥修饰，雕刻成型。阴干后入窑焙烧，最后绘彩。

马头有窄狭和宽博两种，作法也随之相异，前者主要借助于模具制成左、右两半，合缝线位于马头正中，下颔部位单独捏塑后粘接于马头的下部№博型的马头，则由五块泥片拼合粘接而成。在马头合缝线内侧一般都要覆泥加固，马头上的附件，如耳朵和飞鬃，都是捏制成型后，在马头相应部位挖孔嵌入。

陶马的颈部和体腔部中空。颈部是由左、右两片不规则的倒梯形泥片拼合粘接而成。陶马体腔分为臀、腹和肩胸三段，每段也都是由若干块泥片拼合而成。从陶马体腔的内壁观察，所有泥片的合缝线处，都在内侧覆一层硬泥经过锤打使接茬牢固。

马的四肢和尾部通常为雕塑而成。从己折断的马腿观察，陶质密度大，无气孔，坚硬如石，泥层呈书页状叠压，说明马腿是用泥反复折叠锤炼塑成型。马尾都是手塑，雕刻成型。马尾的上端都作成圆形或方形的榫头，以插入臀部。

陶马的各个部件分别制作完成后，开始进行拼装组合。组合的方法是由下而上逐片逐段粘合，先由腿到体腔，再接上颈、头、尾，从而组成马体的大型。拼装组合的工艺过程首先是把预先制作的四条马腿按照固定的位置立起，之后，搭好马腹下的支撑板，开始安装马的躯干。陶马躯干的安装的具体做法，今天已难以确知。其中一种推测是秦人可能将马的臀部、腹腔、胸腔三段在拼装以前即粘接成为一体构成躯干，拼装时将马的躯干置于马的四肢及支撑板上，从腹腔两侧各开一孔，将手从孔中伸进去在躯干与四肢结合点上覆泥加压锤打，使合缝密实。其后，先将陶马马头与颈部粘合为一个整体接于躯干上。由于马头与颈部的重量很大，在与躯于对接时，下面应有一个丁字形的支架，承托马头和颈的重力。最后，在马的臀部开一个方形孔，将事先制好的马尾插入方孔内，外部再覆泥加固。

在马的各个部件安装完成后，对陶马外表的一些细部要作进一步的修饰。马的躯干外部普遍涂一层细泥。经过打磨使表面光滑平整，显得马体肌肉十分丰满。在马胸部堆贴泥块，雕刻出凸块状胸肌，双肩处覆厚泥以显示肩胛的高大宽博，骑兵的鞍马在马背上还要堆泥雕出高浮雕的鞍桥和浅浮雕的鞍鞯。陶马的四肢经过细致的刻削打磨，圆的地方溜圆而有光泽，扁的地方棱角分明，皮肉、骨节的关系清楚。

3．陶俑、陶马的焙烧工艺

古代对陶制品原料的选择和烧制都有着一定的标准。《天工开物》记载：“掘地二尺余，择取无沙粘土而为之”，并且要“调践熟泥”。说明古人在选取陶制品原料时，要求掘地二尺，取无沙的粘土。原料选好后，还要泡制成熟泥，方能制坯成型。若原料不细，则土粒不密实，泡制不精，满布气孔，影响成型。即使烧成后，成品也粗糙而无光滑感。

秦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胎壁，一般厚约2～4厘米，最厚的地方达10～20厘米。陶俑、陶马的胎壁泥质一般分为内外两层，外层泥质细密、均匀，内层泥质较粗，掺和有颗粒均匀的白色砂粒。制作兵马俑的陶土就是取自秦始皇陵附近的黄褐色土，选取的陶土在使用前还经过了晒干、碾轧、淘洗等一系列工序，除去土中的杂质，使陶土细腻可塑，达到雕塑制作的要求。为了增强兵马俑的机械强度，使大型的陶俑、陶马不仅易于成型，而且不会因受高温而扭曲变形或膨胀炸裂，秦代的工匠们在陶土中掺杂了经过精心筛选的石英砂粒。

陶俑、陶马的烧制与砖瓦陶器一样，其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掌握火候。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谈及古代烧制砖瓦时说：“凡柴薪窑，火足止薪之候，泥固塞其孔，然后使火转锈，凡火候少一两，则锈色不光；少三两，则名嫩火砖，本色杂现，他日经霜冒雪，则立成解散，仍还土质。火候多一两，则砖面有裂纹。多三两，则砖形缩小裂，屈曲不伸，击之如碎铁然，不适于用。”这说明掌握火候在焙烧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火候低，不但烧制的成品表面无光泽而且内部也不能烧结，变成夹生的“嫩火砖”，温度过高不是炸裂就是变形。只有烧成的温度恰到好处，才能使烧制品色纯、质坚、形正。兵马俑焙烧的温度，大致在950～1050℃之间，和我国古代陶器的烧成温度是相近的，说明对陶俑烧制火候已经掌握得相当熟练。

陶俑、陶马因部位的不同，胎质厚薄不均，薄的地方仅1～2厘米，而最厚的地方达到了10～20厘米。加之陶俑、陶马体型较大，这就为焙烧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使形体高大，各部位厚薄不均的陶俑、陶马受火均匀，秦代的工匠们在制造工艺上采取很多措施。为了避免各部位厚薄不均而产生焙烧困难，在陶俑制作中，工匠们尽量减少泥胎的厚度，如陶俑的衣下摆和腿、脚等部位，泥层厚达10～20厘米，而躯干部分的胎厚仅2～4厘米，这样就很容易形成陶俑的上部已烧结，而下部的衣摆、腿和脚等部位烧不透，产生夹生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工匠们将俑腿制成空心，在衣下摆部位的内胎上堆起一道道的泥棱，在泥棱上覆盖大块泥片作衣的外表，将下摆制成空的内外两层。这些措施有利于陶俑、陶马各部位受火均匀，烧结的时间大体相近。

为了使陶俑、陶马在焙烧过程中通气流畅，不致炸裂，秦代的工匠在陶俑、陶马适当的部位还留有通火、透气的孔眼。如在陶马腹部左右两侧留有一个10厘米直径的圆孔，使火焰可以通过圆孔均匀进入马的体腔内。在陶俑身上也留有一些通火和透气的孔道，或在陶俑的臀部留一两个圆孔，或在陶俑头顶开一个径约1～1．5厘米的圆形小孔，使陶俑的胎壁受火均匀，排气方便。

秦兵马俑的烧制成功，足以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制陶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躯。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型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

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陶瓷史话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 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

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又被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表象，而应搜寻那些蕴涵着思想的外部表征，即关于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无纹而饰的釉色之美 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的青色，是青瓷有别于其它类瓷器的最显著特征。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青瓷常常以无纹为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唐诗人陆龟蒙在《题秘色越瓷》中有这样的诗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这种釉色应是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这类偏淡碧色的釉还应包括“葱翠”、“梅子青”、“豆青”等。另外，人们还称汝器那种青中偏蓝的釉色为“雨过天青”，而汝器之所贵，也正在于这种青蓝色的闲澹之中，含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釉色还有“卵青”、“粉青”、“灰青”等，每种青色之间都有所差异，但都略偏蓝色。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

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

此外，人们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 ；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 ：“类冰比玉，以玉喻德”。因此，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 片纹雅饰 虽然青瓷的釉色充满了魅力，但青瓷并非全都遵循“无纹而饰”的原则，宋瓷中的哥窑就以开片而闻名。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的。到了宋代，哥窑始创了以开片纹为釉面装饰的风格。孙瀛洲在《谈哥汝两窑》中谈到：“汉唐以来瓦器、瓷器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片纹，隐约可见，都是自然的片纹，而哥窑的片纹则是由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哥窑的片纹在纹理上是很有讲究的。“小片之细碎者曰鱼子纹，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纹。”（《陶雅》）这种片纹还被称为“百圾碎”。据《龙泉县志》记载 ：“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后来这种装饰手法被官窑所效仿，出现了亦以开片为饰的官窑瓷。

古窑器的片纹与釉色都是随着窑焰而自然生发的，这两者又往往妙契呼应，色因窑焰而变化，而其雅俗亦是仁智互见，一般来说以纹线明朗爽快兼曲折有致者为上。将这种片纹自然的青瓷和无纹饰的简洁典雅的龙泉窑瓷相比，又多了几分凝重的气度。文人雅士们也非常钟爱这类瓷器，故常常用它来制作笔筒、砚、洗等物，以示高雅。 刀法如笔意，布局通画理 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根据这个特点，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当我们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纯技术的成分，在超越了单纯地为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器物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中所能依据的传统内容。 陶瓷艺术与书法艺术，同样讲究和强调线的表现力。它在艺术特征方面，与陶瓷艺术的联系，初看似乎不相关。实际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从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来看，它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再现与表现、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在造型过程中，作者的感情就一起和笔力融合在一起活动着，笔所到处，无论是长线短线，是短到极短的点和由点扩大的块，都成为感情活动的痕迹。中国古代美学家对书法的这种特性早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蔡邕在《笔论》中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见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破的：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陶瓷艺术家们，或许从这种比较中，获得对陶瓷艺术特征的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以加强陶瓷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创作出更加有审美力度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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