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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群面目模糊之人，有人觉得他们可恨，也有人觉得他们可怜。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一、大刀会、梅花拳的兴盛，源于清政府的不作为乃至反作为
在今天，义和团已被牢牢地贴上了“盲目排外”的标签。但义和团的产生，并不能说是“盲目排外”的心理所致——在1900年之前，义和团的前身，无论是“大刀会”、“梅花拳”还是“义和拳”等等，其出现与存在，都是为了具体的现实利益，而非抽象的“盲目排外”。
这种现实利益层面的诉求，主要存在于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德国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认为，相比做慈善事业，“天主教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①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也有类似的描述：“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②这样的做法，自然会使教民和平民，蜕变为两个权力相差悬殊的阶层。
很难说教民之中，究竟有多少良民，有多少不法之徒。但不法之徒大量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干预诉讼）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③狄德满坚持认为传教士干预诉讼只是为了保护信徒不受中国官府迫害，但他所举的例子——山东单县赵家庄和曹县郭堂村，两个当时臭名昭著土匪巢穴，在官府前来剿匪时，因传教士的介入，而安然成为教会的重要堂口——显然并不能支持他的论断。④相蓝欣则利用西方史料，判定鲁南教区的主持者安治泰，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胡作非为：“安治泰不会放过一个教案的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勒索，……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⑤更糟糕的是，很多民间非法组织如白莲教，为寻求庇护也加入了教会，传教士们来者不拒，认为“白莲教的成员多是乡村中的好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优秀分子”。⑥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教民和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制约，本不难和睦共处。奈何晚清并不正常，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在教案中无力平等依法裁决，只好转过头来压逼自己的百姓。整个1890年代，朝廷下发了大量的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绝不可让教案发生，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若事发突然，地方官降一级留任；若保护不力，地方官降两级留任。这等于将地方官推入了一个无解之局：不能挑战传教士的特权，就只能偏袒教民，无法在诉讼中保持公正；偏袒了教民，则必然引起非教民的不满，这些不满者，又往往会去寻求“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的帮助，来和教民对抗；这种对抗，又势必增加教案的发生机率。所以，1890年代的山东，自巡抚而下，很多地方官员在颤颤巍巍地走钢丝——为保住乌纱，他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两手策略。一手鼓励，希望“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一手杀戮，在冲突激化时，把“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⑦
如果说这种两手策略，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无作为”的话，那么，1899年春朝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则是明显的“反作为”。朝廷的本意，是想甩锅，把处理教案的权力和义务，全都甩给地方官，这样就可以回避列强动辄把教案上升为外交事件。但该文件同时规定，传教士中，总主教、主教相当于督抚级别，可就教民问题随时面见督抚；其他依次递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级别一一对应。这等于再度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威，也使得传教士干预诉讼更加名正言顺。当政府不再有能力充当民众正当利益的保护者和利益纠纷的公正仲裁者时，教民选择投身教会，非教民选择加入“大刀会”、“梅花拳”，只是很自然的选择。⑧
18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没有人把焦点放在文化“排外”上——当然，也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所造成。⑨1950-1980年代山东大学的田野口述调查，佐证了山东巡抚们当年的说法——被调查的老人们口中的教民、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全都关系到具体的物质利益，鲜有人提及“文化侵略”。⑩ 如今，虽然能够知道教民中有很多不法分子，所有的山东巡抚以及所有被访问的老人，也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官府、豪族盘剥的平民也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惟这种冲突，是政府的不作为与反作为的后果，则属毋庸置疑。
二、义和团变成排外暴民，也是清政府刻意的纵容、引导所致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会，在与教民冲突时，所争的往往是归属有分歧的物质利益。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之中，也只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人无事可干，且生活陷入困境。无赖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无赖非教民加入义和拳抢掠教民合法私产，渐成常见之事。义和拳、大刀会的领导者，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家有业的士绅渐渐失去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衷抢掠，灾荒使加入拳会寻求救济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遂成为了拳会的领袖。（11）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这类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但因朱同时自称明朝皇室后代，仍遭到了官府的围剿）。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说：“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12）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当袁世凯于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酿成民变。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历史源头乃是反朝廷秘密组织，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不久，他们又获允涌入了京城，其排外暴民式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此不赘述。（13）
朝廷之所以纵容这些打砸抢分子，乃是因为：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14）最后，为了与列强议和，慈禧太后选择了抛弃这些打砸抢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避免朝廷的惩罚，转而又入了教。
综上，略言之，反思义和团的关键，在于根除产生义和团的土壤。这土壤，在清廷而不在民间，在庙堂而不在江湖。
义和团反帝运动的间接影响。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他们寻找更大的市场，于是便开始谋划侵略中国的策略。清政府当时闭关锁国，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肥肉?，直到国门被西方列强轰炸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处于何种窘迫的境地。
但是西方列强并没有对清朝政府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心，他们用枪支、用炮火逼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威胁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然而在这期间，饱受战争痛苦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百姓，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却忍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被压迫久了的农民们为了寻找出路，最终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便是最初的义和团。
义和团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在?扶清灭洋?口号的宣传下，全国各地都有呼应他们的人。
义和团是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最根本的目的便是为农民谋取利益，而中国最庞大的群体便是农民，所以当义和团一出现，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义和团最初打着?专灭洋人?的旗号，这让他们在吸引其他人注意的同时也让西方列强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之意。
之后义和团便将口号改为?扶清灭洋?，无形之中将清政府也拉拢了过来，为自己增添了更多的政治力量。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清政府虽然想过借助义和团的力量与西方列强抗争，可是清政府腐败落后，根本没有力量与其一争高下，很快便败下阵来，义和团反而成了这场战役之中最大的牺牲品。
义和团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来势汹汹、声势浩大，而且群众基础广泛，不过计算下来，义和团却没有实现其?灭洋?的目标，反而杀死的洋人数量极少。
对比西方列强杀伤力极大的长枪大炮，义和团的武器大多都是锄头、斧头等传统工具，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义和团并没有因此放弃抵抗。而支持义和团坚持反抗的更多的是?义无反顾?的精神，据说义和团的前身是白莲教，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他们的眼中，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他们便可以受到庇护从而?刀枪不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团被赋予了封建迷信的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义和团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毕竟封建社会中大家对于鬼神之说更加深信不疑。
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用血肉之躯抵抗枪击、炮火，无疑是无稽之谈。但是义和团的多数成员是农民，他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更多的人加入义和团是为了抒发自己被西方列强压迫的愤懑之情，他们的抵抗在西方列强看来不过是螳臂当车。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开始，至1900年9月7日义和团运动结束，整个义和团杀死的洋人不过231个。在这些人中，就有将近五十人是儿童，即使义和团杀害了他们，也根本不能说明其战斗力强大。
另外在西方列强的打压下，义和团长期处于被动局面，鲜少有主动出击的时候。在某一次的战斗中，义和团也不过是抓了一些洋人教堂中的老教士和修女将其杀害，而且在攻击教堂时，义和团花费了不少功夫，当面对穷凶极恶的洋人兵团他们更是束手无策。
除了杀害洋人教士，义和团杀害更多的却是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有的信奉洋人宗教，有的是为洋人奔走采办的商人，甚至连洋务派的官员也成了义和团杀害的对象。
如果要对义和团杀害的洋人数量和中国人数量做个对比的话，后者数量远远超过前者，甚至被义和团杀害的中国人数量可以称得上是?不计其数?。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义和团运动打破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同时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但是从义和团自身的战斗力以及组织能力等方面来考虑，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甚至是?不堪一击?。
而这还要归咎于义和团的出身，毕竟义和团的成员主要为农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他们主要依靠?装神弄鬼?、?神仙附体?等封建迷信手段来拉拢成员，而这些虚幻的东西在洋人的枪管之下被彻底击碎，即使义和团规模庞大，也不及近代科技的杀伤力大。
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1）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
（2）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阻止了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这是义和团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3）义和团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使“纪纲法度”，荡然无存，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在义和团反帝斗争中，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面目充分暴露，从而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反对地柜主义，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义和团运动后，一大批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改变了态度，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同情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和行动，义和团失败后只隔11年，清王朝就被幸亥革命推翻了。
（4）它的兴起给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以沉重的打击,使其诚惶诚恐,特别是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沙俄.义和团运动的壮大和发展直接影响了帝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
（5）义和团运动对现存在朱平等条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西方列强大大发展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体系，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得这一特权制度更为完备、严密。列强由攫取条约特权，进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实施全面控制，这是半殖民地最为突出的特征，亦是《辛丑条约》最基本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义和团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列强又不得不吸取教训，有所顾忌，对某些条约特权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在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这一斗争的最终胜利铺垫了一块必不可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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