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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型校园建设中，节约型校园建设是基础、是关键。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节约型校园建设的主要内涵包括：1、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大力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2、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建立有利于节约的制度和激励机制。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统筹整合校内资源，努力降低办学成本，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行政办公、公共服务、基建、科研和后勤等各个方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深入推进改革，要建立有利于节约的制约和激励机制，建立以严格、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为基础的各项管理制度，把节约指标列入校内各部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之中。3、加强学校日常工作中的节约管理，全面节约。学校各项办学活动都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坚决反对追求不必要的高标准，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要大力加强对水、电、气和教室、实验室、学生食堂、宿舍等公共场所的使用和管理，挖掘各种资源的使用潜力，不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4、要加强师生员工节约资源的宣传教育，强化全员节约意识。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学校领导者、各级管理人员、教师、员工和广大学生的节约意识，尤其是节水节电、节约粮食和节约教学资源的意识。5、采取有效的节能节水措施。加强节能节水运行监管、新建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节水强制性标准、开展低成本节能节水改造、积极推进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等。
开展节约型校园建设，全国各高校已有许多积极的行动和成功的经验。主要做法归纳起来有：
1、强化观念，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节约提高到关系全校师生素质、学校管理水平、学校发展质量的高度，加强组织保证和责任分担，形成领导主抓、分级负责、全员参与的责任体系。
2、加强制度建设，把节能节水落到实处。浪费的行为往往源于制度的缺失。多数高校建立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节能降耗指标体系、监管体系、考核体系和目标责任制等，推行“水电承包，计量收费”、“定额使用、超额自理、谁使用谁付费，收支两条线”等管理机制，把水电使用置于制度管理之下。
3、加强整体规划和建设，改造和完善节能减排设施。一是把节能减排工作纳入新建工程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体系。新落成的建筑在供电、供暖、上下水系统等方面均选择了低耗、低排、高效节能设备和器具；二是加强科技改造，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
4、强化精确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严格按定额配置资源，倡导节约，杜绝人为浪费行为。后勤管理部门加强维修管理，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减少资源浪费。有的高校还建立了校园电能计量管理系统、校园给水管网监测系统、网络预付费水电管理系统、校园路灯智能管理系统、校园关键设备监控系统等水电管理系统，实现了校园数字化水电管理。
二、 “环境友好”是两型校园建设的更高目标 参照专家学者关于两型社会的定义，环境友好型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二是指良好的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建设环境友好型校园是我校建设高水平大学、保持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首先，建设环境友好型校园体现了学校科学发展的要求。学校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良性的发展态势。在这个环境中，全校师生员工与环境良性互动，共荣共生。每个个体和组织都能在这个环境中寻求合理定位和满足，个体和组织的发展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并支撑和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这样环境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套制度和机制，特别是需要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如何处理好发展与公共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处理好学校生产及生活服务中的污染排放、清洁生产、绿色科技等问题，都应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解决。
其次，建设环境友好型校园是和谐校园构建的要求。环境友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好的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提倡重视环境要素，反对铺张浪费和生态破坏，这些理念也是和谐校园建设追求的目标。
再则，建设环境友好型校园是关注民生的要求。环境友好型校园建设，不仅在观念层面、文化层面体现环境友好，更重要的是生态层面，学校建设和发展能呈现新的面貌，校园环境得到改善和维护，广大师生员工得到更多实惠。
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思考
问题一：湖南省的省会是哪里？ 长沙
问题二：湖南的省会城市是哪？ 长沙市
问题三：长沙是哪个省的省会城市？ 长沙就是湖南省的省会城市
问题四：湖南省会是哪里啊 长沙长沙长沙为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长沙市南接株洲市和湘潭市，西抵娄底市，北达岳阳市、益阳市，东挨江西省宜春
问题五：湖南省的省会是哪个城市 湖南省的省会是长沙市。
长沙市隶属湖南省，湖南省省会，简称长，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湘浏盆地西缘，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核心城市，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点开发区域，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
长沙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全市土地面积1.1819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909.86平方公里。
截至2016年，长沙市共辖六区二县，代管一县级市：长沙市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及长沙县、宁乡县、浏阳市；82个街道、95个镇、14个乡。
问题六：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为什么叫长沙？ 长沙作为地名，应出现于城市形成以前。长沙一名是怎么得来的，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第一，得名于长沙星。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时选择一批星象作为定位观测的标志，创二十八宿之说。认为上有星象，下有相应的“星野”，《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附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之地以应长沙星，认为长沙地名源于星名，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又云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这些说法适应于封建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心理需要，故长沙得名的此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第二，得名于万里沙祠。万里沙祠一说最早见于晋阚马因 所著《十三州志》：汉“有万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援引《东方朔记》云：“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州至东莱可万里，故曰长沙。”唐杜佑《通典》中潭洲“秦为长沙郡”的自注亦云：“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于是以后的各代地方志，多引此说作长沙得名之源，并加以阐发考释，认为长沙在古代有祭礼沙土之神的活动。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11年）春，曾到山东东莱祈祷“万里沙”（东来曲城有“沙径三百余里”的沙原），东汉应劭注曰：万里沙，神祠也。长沙至东莱相距万里之遥，人们将此事和此两地联系，于是有“长沙者，所谓万里长沙也”之说。
第三，得名于“沙土之地”。长沙的地质结构为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外力作用，地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和水流的冲刷，使大量的砂、石都聚积于地表，特别是现长沙市区所在的湘江河谷地带，分布着大片的沙滩，沙洲等，每当枯水时节，这些洲、滩露出，向人们展现出成片的砂土，尤其是沙粒长大，“白沙如霜雪”。在古代，自然环境未经污染破坏，这种景象很是引人注目，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如唐大历间长沙太守张谓著《长沙土风碑铭》引《遁甲记》云：“沙土之地，云阳之墟。”又《路史》曰：“沙，为长沙；云阳，为茶陵。”又《元和郡县志》云：“《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第四，得名于长形的沙洲。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长约5000米，宽约100米，是一较有特色的地理景观。关于水陆洲的出现，有不同的认识，过去人们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说：“晋惠帝永兴二年此洲生。”认为水陆洲是东晋才出现的。但地质工作者在对长沙的地质结构作取样分析时，确认水陆洲为第四纪全新世时形成的一级阶地的典型地层，时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古代湘江水位较低，如1986年发掘的长沙县南土乇 遗址，与水陆洲南头相距不远，位置就在低于水陆洲的河滩上，遗址年代距今7000多年，其底层亦为属第四纪全新世地层。因此，水陆洲应早在东晋以前就已出现，可能由于水位的涨落，有时被洪水淹没。
第五，得名于“蛮越”语“祭礼女神的地方”。在楚国“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在蛮越语中，“长”是“祭坛”的意思，“沙”是“女神”的意思，而不是“沙土之神”。“长沙”在蛮越中的含义就是“祭祀女神的地方”。至今，壮、侗诸民族聚居区还有女神崇拜的风俗，他们的成语中有“未立村塞，先立长沙”之语。
以上数说，经过各时代文人学者的研讨，第一、二说逐渐被否定。关于第一说，认为提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理论的著作《吕氏春秋》中记录了轸宿和长沙子星，但该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39年。轸宿名称的出现也仅在公元前443年。曾侯乙墓1件漆器上有二......>>
问题七：长沙是哪里的省会城市 长沙，湖南省省会，古称潭州，别名“星城”，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湘浏盆地西缘，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1] ，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
问题八：湖南的省会一直是长沙吗？历史上又没我了其他？ 长沙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楚国雄踞南方的战略要地之一。汉朝的刘邦立国之后，于公元前206年改临湘为长沙，并设立汉朝的属国――长沙国，自此之后，长沙开始筑建城墙，并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长沙约有2400年建城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始建城，属楚国。“长沙，楚之粟也。”楚成王时设置黔中郡，长沙为其辖域。秦始皇统一中国，长沙郡为秦36郡之一，这是长沙以中国行政区划名称载入史册的开始。两汉时期，长沙为长沙国的都城。东汉初期废“长沙国”改立长沙郡。
三国和西晋时期，长沙为郡治，属古荆州。西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长沙为郡治和湘州制所。
隋前期撤郡，长沙为潭州总管府；后期改州为郡，长沙又为长沙郡郡治。唐朝时设潭州治所，曾属江南道，江南西道。唐朝五代时期的长沙窑，曾兴盛一时，成为釉下彩的发源地。五代十国时期长沙为楚国国都，这也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
宋时长沙为潭州治所。北宋设岳麓书院，将长沙的文化和教育推向鼎盛时期。元朝1274年时改为潭州路，湖广行省治所。1281年仍为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治所，隶属湖广行省；元文宗天历二年因“天子临幸”而改名天临路，元末改潭州府治所。明初改为长沙府治所，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建“湖南省”，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明清时长沙有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称，为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
清朝末年，曾国藩成为“湖南第一人”，当时的长沙府涌现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消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对晚清的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长沙成为重要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地。戊戌变法的陈宝箴、谭嗣同，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之后自立军起义、华兴会、公祭陈天华和姚宏业、浏萍醴起义、抢米风潮，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黄兴在清朝末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活动，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省辖市，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问题九：湖南的省份在哪 湖南省省会：
长沙市
问题十：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吗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
长沙：隶属湖南省，湖南省省会，简称长，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湘浏盆地西缘，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核心城市，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点开发区域，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长沙为湖南省省会。
生态补偿机制
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概念。它们的划分一般根据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私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产品概念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当在提供这类物品上发挥主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应该由政府供给。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一定要意识到，完善生态领域的公共服务重要的是强调政府的主体责任。
中国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只要政府重视并有一定财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就可以进入轨道。浙江就是典型的例子。浙江省专门设立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如台州市设立600万元长潭水库饮水源保护专项资金；绍兴县每年从自来水费中提取200万用于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浙
江省财政口子用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额，2005年达65亿元。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对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或者说是其代表——政府购买，政府购买的资金来自公共收入，即可以由公共财政支付。但是，这不是补偿的全部。
生态补偿机制
政府是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付费主体。根据生态补偿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因此，谁来付费这个问题，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因此，付费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个体、企业或者区域。
目前，我国已明确划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区划”，但是这两种区划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建议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明确各生态功能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在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后，接下来就要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机制。 “利益相关者补偿”是代表生态链和产业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补偿。主要方式：一是“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方式，二是利益双方的博弈与协商，即市场化交易方式。 根据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在其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这是生态补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谓“解决”，就是使外部性内部化，就是说，将额外成本或者收益都由生产者自己来承担或享有。那么，如何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公共对策有两个：一是庇古思路(政府干预)：征“庇古税”；二是科斯思路(市场机制)，即政府不必出面干预，由市场自行解决，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明晰产权关系。
因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政府与市场两种途径。 生态补偿机制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我国目前的补偿机制基本模式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比1994年增长18.8倍，年均增长28.3%。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
(2)征收“生态税”。我国同生态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税种是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在设计之初，其宗旨是调节级差收入，但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资源税被划分为地方税，在实际中很难达到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考虑设置生态税种。
(3)政府“赎买”。“禁止商品性采伐”使得“靠山吃山”的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针对这部分农民的补偿问题，国家应实行“赎买”的办法。如生态公益林由政府赎买，变为国有，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从国外经验来看，发达的林业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如美国在生态森林养护方面，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目前，贵州省正在探索此办法。但政府“赎买”要考虑林地的产权及土地价值，解决农户在林地被收购后的生存基础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
市场补偿相对于政府补偿来说是一种激励式的补偿制度，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目前，我国市场化补偿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生态补偿费的实践。早在1983年，云南省环保局以昆阳磷矿为试点，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用于采矿区植被及其他生态环境恢复的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1989年我国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广西、江苏、福建、陕西榆林、山西、贵州和新疆等地试行生态环境补偿费。1993年，内蒙古、包头和晋陕蒙接壤地区等17个地方，试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
(2)排污权市场交易模式。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州等6个城市开展试点，实施大气排污交易政策。
(3)水权交易模式。一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尝试。2003年，内蒙和宁夏两区通过转让水权的方式，将农业用水权转让给火电厂，开创了水权理论在中国跨行业交易的先例。二是流域上下游的水权交易。如上游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有偿提供给下游地区；或是上游地区通过努力保护水质，给下游地区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下游避免了使用劣质水资源的损失，这部分受益可以以某种方式补偿给上游地区，实现流域上下游双赢。
由于这种补偿有赖于在对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国家和省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快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价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4)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省率先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后，调动了林农护林的积极性，从“要我造林”向“我要造林”转变。从2005年-2007年，江西武宁县长水村先后有上百户农民自发上山造林，造林数量超过此前20年总和。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理论则从量上回答了补偿多少问题。1997年Robot·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调控、水土流失控制、物质循环、污染净化、文化娱乐价值等17种功能。通过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整个生物圈每年产生的价值平均最少为33万亿美元，为全球GNP的1.8倍。这种价值构成全球社会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研究结果。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2000年后，我国在林业系统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草)政策、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三大生态政策；在农业系统实施了退牧还草政策。但是4个现有的项目预算，考虑了生态补偿因素，但在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时，实际上只计算了农民原来种植粮食的机会成本，没有补偿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为此，有些被补偿地方的政府认为，他们不仅需要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资金，更需要提高当地发展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资金和援助，这往往是处于贫困阶段的当地群众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
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时，美国和欧盟的标准值得借鉴。美国的退耕补偿政策，政府主要是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补偿标准，通过农户与政府博弈，化解了生态补偿中的潜在矛盾。欧盟在生态补偿机制中，广泛采用“机会成本法”，即根据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出有差别的区域补偿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一，生态保护属公共产品，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理应归属于公共部门。其二，生态保护为社会提供的生态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第三，生态补偿的背后反映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建立利益相关者责任机制，才能真正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其四，生态补偿标准需要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2015年5月8日，在汉举行的长江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做长江中游宜居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主题发言时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生态资产比较丰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城市，还需要做好污染控制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潘家华透露，从现在进行的评估的情况来看，长江中游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是好的，资产总体是优的，比如森林覆盖率是全国的3倍，水域面积在全国是绝无仅有，这是优势所在。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讲，最大的资产就是水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们的福祉，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况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对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非常重要。
“目前，两型社会建设在中游城市群中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经济发展、融入社会建设的成效非常显着。”潘家华呼吁，要将生态建设不断延伸，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他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公共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途径，如果相应的优质教育、医疗和文化资源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以配置的话，特大和中心城市的交通和污染就必然得到相应的疏解和控制。
潘家华建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应从污染物控制、资源利用和生态补偿三个方面来作出努力，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估、监管和考评机制，并对生态补偿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创新。“现在的补偿创新是对生态进行直接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将优质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与生态资产进行相互补偿，比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800个亿，如果进行资产投资，生态资产就地利用，就会使得社会优势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潘家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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